中国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已明显加大？从采购经理指数看，一季度的月平均数为55.5,6月份已降至52.1；从工业增加值的增速看，1、2月份是近期的高点，曾达到20.7%，但5、6月份已降至17%以下。实际上，经济发展速度有所回落，既是危机期间许多超常规措施退出的结果，又预示着宏观经济将从依靠“输血”的非正常发展回归至合理的轨道。这种发展速度适中、代价和金融风险相对较小的模式，完全符合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下的基调。
　　临时性刺激政策退出十分必要
　　去年为了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许多超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并取得了GDP增速达9.1%的突出成绩。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过大，资本形成对GDP增速的贡献率高达92.3%；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融资平台借款余款超过6.5万亿元，金融机构的中长期信贷风险有所增加；流动性过于宽裕，信贷规模增长速度过快，经济发展和资产价格涨幅都面临过热的风险；以及工业产出增加，产能过剩现象在全球需求不振的情况下变得越加明显等。在中国经济本身并未发生危机而仅仅受到美国金融海啸影响的大背景下，很显然，我们根本没必要追求类似于今年首季11.9%这样过高的经济发展速度，更没必要为此背上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没必要为此削弱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潜力。正因为如此，中央在经济发展速度回稳后，一方面保留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另一方面及时退出了超常规或有些副作用的措施，并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今年的宏观调控中，财政货币政策的主基调并没有出现变化。财政政策收紧的主要表现是从严审批新的政府投资项目。货币政策收紧主要体现在：分类清理并管住政府融资平台、适度压缩并管好新增信贷规模，以及分三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与此同时，对利率、汇率等价格工具我国均采取了保持稳定的策略。相较于2006-2008年的调控，这次的降温措施既没有伤及经济复苏的方向，又迅速实现了避免经济过热的目的，从政策实施到奏效的时间区隔非常短。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比较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不去调整影响面甚广的财政、货币政策方向，而是实施有针对性的调控是十分英明的；第二，在市场体系发育尚不完善、利率等价格信号在传递过程中往往会被扭曲的情况下，纯货币主义未必是个最优的选择，反而适当的货币政策加上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措施，在中国更容易见效、更符合本国的国情。
　　经济进一步下滑的空间很有限
　　在上述调控措施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有所回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由于欧洲债务危机以及之后的削减政府赤字的措施引起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复苏的担忧，加上美国经济数据近期也有所回落，资本市场的跌幅比较显著，因此，不少人开始担心欧美经济有可能会出现二次探底，中国经济也会持续滑落。从实际情况看，这样的担忧恐怕是没必要的。
　　首先，欧美经济复苏的趋势不会出现逆转。从欧洲的情况看，西班牙、希腊等国财政赤字较多是个老问题，而不是个足以引发欧洲经济二次探底的新问题。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更多的是反映在市场信心上，而市场对希腊等国控制财政风险的能力显然是低估了。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希腊政府今年上半年的现金赤字已较去年同期大幅收窄41.8%至114.5亿欧元，预算赤字对GDP的比重已降至8%，远低于去年全年的13.6%。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的情况看，政府改善财政状况的决心同样很大，债务危机进一步发酵的可能性已变得很低。 现在市场反而开始担心政府压缩开支可能会影响经济复苏。
　　由于欧洲各国的政府开支对GDP的影响比较小，加上欧元汇率大幅回落有助于其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因此，估计灭赤的负面影响完全能被欧元疲弱的正面作用抵消。欧洲经济在度过今年4-6月信心危机期后将在下半年恢复持续复苏的势头。据巴克莱估计，就算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希腊，其名义GDP今年也只会下降0.1%。就美国经济而言，由于推动经济反弹的两大支柱性政策——首次置业税收优惠和旧车换现金计划均已于4月底到期，因此，其经济数据普遍有所回落，5月份的新屋动工和新屋销售数据更是大幅下滑，其中后者的降幅高达32.7%。但是，与去年第三季度的GDP主要靠耐用品销售(以汽车为主)和房屋销售不同，今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复苏的点比较多、比较全面。从5、6月份已公布的领先指标、工业生产、非制造业指数、个人收入与支出等经济数据看，尽管大都不如3、4月份漂亮，但毕竟还在扩张线之上。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还是比较稳固的，全年GDP有望录得2.9%左右的恢复性增长。在此情况下，中国净出口对GDP的负贡献率有望大幅收窄(去年为-44.8%).
　　其次，投资和消费将继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强劲推手。在去年全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高达52.5%和52%；这说明在刺激内需政策的推动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有力的。与资本形成的贡献率从去年的92.3%下降至今年首季的57.9%的情况相比，最终消费的贡献率显然要稳定得多。从社会零售额的每月数据看，其同比增长率也比较稳定(达17.9%至18.7%)，而且在上半年每月均有轻微的提高。目前家电下乡计划已获得延期并有所扩大，蓝领工人增加合理收入也已成为一种社会趋势，这些情况对扩大内需、对国民经济保持均衡、稳定的发展势头是有益的。
　　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言，2009年4-10月那种31%-39%的增长速度本来就属于金融海啸期间的应急措施，是不可持续的。今年以来，在临时性刺激政策逐步退出的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月增幅已回落至26%左右，5月份更滑落至24.5%，这一速度与2005-2008年24.3%的年均升幅是非常接近的。接下来的关键是要设法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而不是使其重返30%以上的大规模投资的轨道。中央目前正在大力推动西部尤其是新疆的大开发，正在督促地方政府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只要狠抓落实，我们相信，在私人投资复苏的配合下，固定资产投资录得合理、稳定的增幅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目前的政策基本面仍然比较宽松，足以推动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除了对固定资产投资有所控制外，原有的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大都得到了保留。在货币政策方面：流动性仍然比较充裕；存贷款利率仍然比较低；M1的月均同比增幅仍然高达29%以上，明显高于往年的均值；年信贷规划虽然较上年实际规模压缩了21.7%，但在严控政府融资平台和新增政府投资项目的情况下，7.5万亿的信贷总量已足以满足各类企业的经营需要。这一切都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在为经济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严重通胀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在去年那种过于充裕的流动性以及惊人增长的信贷投放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下，原本我国有可能会在今年下半年出现较高的通胀率。但由于中央应对得非常及时，通胀的风险目前已大大降低。虽然4、5月份CPI同比涨幅分别提高至2.8%和3.1%，但这主要是去年同期的基数比较低(当时为负增长1.5%左右)以及气候异常导致食品价格涨幅过快造成的，与货币政策宽松度和经济是否过热并无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去年同期的基数仍然比较低，因此今年6-8月的CPI升幅仍会在3-3.4%间徘徊。但随着10月份以后基数低的因素消失，随着上半年调控措施的陆续见效，随着宏观经济的降温、回稳，CPI增幅将自动回落至2.4%以下的合理区间，到年底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滑落至1.5%以下。实际上，从全球需求相对比较疲弱、国内大多数行业一直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以及美元汇率逐步回升的情况看，过于担心通胀显然是没必要的——当然，前提是政策不能持续过于宽松。
　　综上所述，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是完全正常的。下半年我国经济仍将录得9.5%以上的快速增长，严重通胀的风险将明显减小。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既无需收紧，又无需放松。反而我们应当抓住难得的机遇，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加快西部建设的步伐，鼓励产业向中西部梯度转移，以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增加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切实解决农民医疗和教育负担过重的问题，解决乡村垃圾和污水横陈、道路损毁得不到及时整治的问题，以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尽快推进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在限制国有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高管收入的同时鼓励企事业单位建立与CPI、财务状况和市场水准挂钩的正常调薪机制，适度给公职人员加薪，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门槛，及时推出遗产税和财产捐赠税，加强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工作，以进一步落实内需发展战略(新农村建设也可以增加农民的非农务工收入)；重视自主创新、自主品牌的建设，鼓励企业开展市场化的重组和兼并活动，逐步淘汰落后的产能，以不断改变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不利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