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写了四篇学术论文。这一专栏的七篇短文，是其中一篇的分述。其他三篇学术论文，我还将分三个专栏，陆续在公众号里刊登。这样的研究工作，得坐冷板凳，没有现成的逻辑和模型可寻，既费时间又费脑力，真不容易。就专栏的分析，自己的想法是，把过去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内在来源，较为符合中国实际地讲清楚。再进行纵向对比，我们能总结到什么经验，是不是还有经济增长的潜能可以挖掘出来，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尽点研究方面的责任。

　　前六篇短文描述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从二元体制转轨生产函数增长模型学理上可以总结为：

　　其中，Y为GDP增长率；Gn-1为上年GDP；⊿Lc为建设用地出让面积；W为劳动力数量；K—资本数量；⊿A1为广义技术进步TFP；⊿A2为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TFP；⊿A3为城镇住宅资产化改革零到成本价格再到市场价格溢值形成的TFP；p为建设用地征用出让从零到市场价格；（a+b）=1。

　　需要指出的是，从上式可以看出，这里假定出让建设用地部分与资本和劳动力的替代关系不变，其投入和出让土地零到市场价格溢值形成的增加值，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既可以以土地从零到市场价格溢值方式计入TFP，也可以以居民和企业自己产权和自己使用的住宅、厂房和商业楼，别人或者自己给自己交纳地租和房租的方式用生产法计入GD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其50%以上来源改革对体制禁锢的要素生产力和土地和住宅等市场价值从无到有的释放。改革第一阶段的特征是：产品市场化为主和要素市场化为辅，承认物质利益和扩大自主权，经济主体可以通过追求利益去纠正这一阶段还没有大规模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扭曲。

　　改革第二阶段，1992年扩大个体私营和引进外资增加了追求利益的市场经济主体，建立了借贷和直接融资资本要素市场，特别是随着对农民工到城镇和沿海务工限制的取消和国有企业下岗、分流和再就业的改革，也基本建立了劳动力要素市场。因此，改革开放前20年经济高增长的来源，主要是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提高了要素的利用效率。

　　改革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加入WTO和引进跨国公司等经济主体及其更优化地配置各种要素，使得开放倒逼经济体制改革提高要素生产率仍然是这一时期高增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建设用地从有偿出让到市场化出让，城镇住宅货币化分配和商品化销售两项改革，实际是土地和住宅从自然资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了有市场价值的资产。在这种二元体制下，城镇住宅资产从零到房改价格，再从房改价格通过交易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形成中国独特的TFP。而农村土地征用在市场上出让为建设用地，其年年不断地被征用，也不断地发生从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形成规模不断扩大的土地出让收入。从统计局的数据看，不论以何种方式平衡，巨额的出让金还是进入了GDP的核算中。

　　从TFP增长率变动的形状看，由产品市场化销售和要素配置体制改善提高要素生产率推动的高增长，体制改革时推动大幅度上升和不久又边际下探的特征较为明显，呈现为倒V型趋势。住宅资产化改革从零到市场价格溢值，由于通过交易变现才能实际获得，而资产交易年度间是稳定和平缓的变量，其TFP增长形状几乎平行于横轴。含义是：资产化改革对于经济增长率的支撑除了起始阶段，不会大起大落，表现为平稳、逐年和中长期的释放。

　　从本文对过去中国经济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的学理性推断是：首先，二元体制国家与一元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其经济增长潜能，特别是潜在的TFP，处在体制扭曲的禁锢之中，单纯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制扭曲对生产力的束缚。因此，没有市场化改革，或者改革不到位，或者改革没有被落实，也就不会有经济中高速增长潜能的释放。

　　其次，二元体制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也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市场经济国家潜在的增长率长期来看是稳定和内生的，只是在周期性流动性不足时，需要扩张的经济政策刺激使过低的增长率回到潜在增长率水平上。但是，二元体制国家的自然经济增长率，如果没有安排强有力改革外推解除体制扭曲，因禁锢的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以及被锁住的资产价值，无法得到改善和释放。

　　而从世界各主要创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在一个近五十年的时间中，广义技术进步并没有推动过他们的经济呈J型增长，而是处在1%上下小幅波动并呈现平缓变化的态势。未来广义技术进步会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呈J型回升，也可能是一个概率很小的期望。因此，如果没有改革，改革不到位和改革没有被落实，中国的自然经济增长率也会是一个增长长期下行低速变动的过程。

　　而从对未来的启示看，要素配置计划与市场并存二元体制向由一元市场配置体制并轨，土地和住宅属于资源资料和资产并存向一元资产化属性并轨，这样大力度地改革，可获得年均3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

　　首先，从要素利用方面看，由于户籍及其子女教育、居住成本、医养社保、土地粘性等体制扭曲，国有与民营间效率逆向资本配置扭曲，土地还没有形成城乡统一的竞争性的市场，就2020年体制扭曲性剩余要素规模分析，还有1.5亿左右农村农业剩余劳动力、近83万亿元闲置低利用资本、23 000万亩撂荒低利用耕地和19 000万亩低利用建设用地。二元要素配置体制进一步市场化并轨，改革如果得到落实，要素利用率提高和配置改善，这些剩余要素得以释放和充分利用，未来15年会获得年均1.5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

　　其次，由于城镇绝大部分土地、农村耕地、园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均被禁止交易，数量巨额的土地和住宅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资产，其价值被锁定。当然，笔者认为，还是要用各种经济手段控制城乡，特别是城郊和农村的炒地和炒房行为。改革的重点是将零价格的土地和住宅在坚持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明确土地和住宅使用财产权并允许其交易，使其成为具有合理价格的资产。从2020年数据看，农村有无市场价格住宅273亿平方米、耕地19亿亩、园地2.1亿亩、林地12.3亿亩；城乡有可以交易但还不能交易的建设用地4亿亩左右。按照各自的影子价格估算，价格达580万亿元[32]。未来15年平均交易额从3‰—5.5‰变动，其从零到市场价的溢值就会带来年均1.5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

　　我们2018年时，研究过一个“调节水资源分布，改造开发未利用土地”的课题，如果加大全国南水北调和东北北水南调全国水网工程建设，调水2000亿立方米，与开发增加农业和建设用地相结合，将国土地利用率从目前的71%提高到76%，未来15年中，还将会由于土地要素投入的增加，年均形成0.5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

　　我们最近还研究的一个想法是，推进“植物—氢能”土地和劳动密集新能源战略，程度不同地替代近30000亿元油气、粮食和肉类进口，将这一外需扭转到农业、农业和农民那里，利用干旱、沙化、荒漠、盐碱和非粮耕地种植甜高粱，发展“种植甜高粱—甜高粱青贮—提取乙醇—制氢—其他高价值有机产品—酒糟饲料—养殖牛羊猪等—有机粪肥—种植甜高粱或其他作物”多节点多链条多循环产业，农村一产和二产及其有关三产融合，振兴农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社区，形成国内经济大循环，给增长提供供给侧的能力，特别是扩张其需求侧的容量。我们初步估计“土地劳动密集型”新能源战略实施，也会获得年均0.5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

　　调水增地和土地劳动密集新能源，是协同配合各类要素市场化和农村宅地及城乡土地资产化改革，合力加快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大重要发展战略性举措。

　　笔者估算，中国到2035年二元体制经济的年均自然增长率可能在1.5%—2.5%之间。上面提到，如果进行大力度的要素配置市场化和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改革，可获得年均3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率。另外，调节水资源分布和改造开发未利用土地，“植物—氢能”产业发展，年均还会获得1个百点的增长率[33]。这样，年均经济增长水平可以保持在5.5%以上，完全可以实现2035年人均GDP翻两番以上和进入初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1]名词解释：二元体制自然经济增长率，是指二元体制并存国家经济体制转轨放慢，纠正体制扭曲滞缓或纠正不到位，体制改革没有被落实场景中，低效率资源投入和需求不足市场所能够推动的经济增长最大可能的速度。

　　摘自“经济增长：要素市场化效率与土地和住宅资产化溢值——基于二元体制改革视角对中国增长奇迹的一种解释”，《财经问题研究》2021年3月9日首发于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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