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之三）
 
　　为什么会出现“政府抢夺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权”的情况？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想法？告诉各位，答案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新一任政府履新后，我依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秉承审慎的态度，并继续“以数据说话”、“为百姓代言”的一贯风格，提出“新政”能否改变中国的全新研究课题。首先，我认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各种矛盾的病根在“中层官僚”对改革的强力阻碍。2014年4月，结合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观察，以及对中国当下的城镇化、反腐、雾霾、金融改革、医疗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的全面剖析，我推出了同名力作《“新政”能否改变中国》。新书记录了我对各类热点的深入研究，以及以百姓利益为本提出的改良方案。为飨读者，我将分四期连载《“新政”能否改变中国》一书的序言，此为连载之三。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会在2008年选择“饮鸩止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而没有考虑接受我“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建议，也就是类似于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呢？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缺乏共识，而是中层官僚不答应。
 
　　1. 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阳奉阴违，阻碍改革
 
　　2003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作为时任政府上任伊始发布的施政纲领，和我们现在热议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样，在当时被看作未来十年政府的主要工作方向。仔细阅读这份十几年前发布的《决定》不难发现，我们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比如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问题的解决方案，其实早在2003年就已经被写进了党和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里。

　　那么，这些早在2003年就做出部署的工作，为什么直到2008年全球危机爆发，乃至2013年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认为原因就是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中的中层官僚不作为，甚至是阳奉阴违，阻碍改革进程。在政府主导经济，审批泛滥的情况下，别说发改委这样手中握有大项目审批权力的部门，即使在地方，一个企业要完成注册或者项目审批，至少也要盖几十个部门的公章才行。如此大密度的审批，绝不是为老百姓服务那么简单，而是只有审批，官僚才会有寻租空间。这就是过去这些年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原因。
 
　　2. 官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集团，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改革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享受GDP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地方官员的升迁、政绩也成了以GDP为纲——GDP增速越高，升迁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升迁带来的好处则是更大的权力，以及权力变现的规模。请各位设想一下，一旦中央政府容忍GDP增速放缓，并伴有大批失业人口，那么第一，地方官员失去了高GDP增速这个升迁砝码，至于造成的产能过剩等不良后果，则是统统留给下一任去解决；第二，还要负担起救助失业人口，并对其进行再就业辅导的职责，避免在任期内产生重大社会动荡。前者是做好有功，后者是做好无过。

　　我举个例子证明，2013年5月，新一届政府上任伊始，发改委就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向国务院上交了20版本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其总额高达40万亿人民币。好在我们的李克强总理及时叫停，否则在成全一些人的政绩工程的同时，全中国从经济到社会都可能会被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2008年时，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饮鸩止渴的方式干预经济，但即使如此，四万亿资金的走向，可选择的除了注入国企和“铁公基”之外，还有放弃保八，将资金注入民营经济或者社保体系等。但尾大不掉的中层官僚集团和国有企业，同拥有行政权力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官商勾结形成的垄断利益集团一起，在各个层面掣肘中央政府的市场化、去行政化等改革。这些都让他们获得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既得利益集团”。
 
　　3. 改革已到了政府拿起“手术刀”的时候
 
　　当我们翻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以及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会发现对于“经济结构、收入分配、就业问题、资源环境、城乡矛盾”等问题的调整、改革思维其实是一脉相传的，之间基本是递进关系。

　　时至今日，国内各方面矛盾已经尖锐化到不容打马虎眼的地步。新任政府接手的问题都是前人搁置的难题，矛盾甚至尖锐到众人皆知、无法继续搁置的地步。所以当新一任政府提出“深化改革”，并且将打击矛头明确指向既得利益集团的时候，得到了民众空前团结的支持。即便仅仅是面对这两年侵袭全国各大主要城市的雾霾，恐怕再难找出延迟改革实质性进展的借口了。
改革的勇气，从壮士断臂退到壮士断腕，如果再退一步，恐怕感觉就是十指连心，动哪一根都下不了手。但问题是危机倒逼改革，在改革的窗口期越来越狭窄的今天，政府已经到了拿起“手术刀”的最后关头，退就是死。
 
　　本文摘自新著《“新政”能否改变中国》